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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史迁

编辑|史迁

一个称呼，引出一个时代的灵魂。

1958年，江西梅岭山间，一座烈士墓新近修建完毕。

毛主席挥毫题下七个大字——“方志敏烈士之墓”，并郑重评价他是“民族英雄”。

身边的汪东兴忍不住追问：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

要真正看懂这一层含义，就得沿着历史的脉络，重新走一遍方志敏短暂却耀眼的一生。

很多人知道他是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的革命者，却不一定知道，他身上浓得化不开的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股担当。

这，正是“民族英雄”四个字的关键落点。

民族英雄，点出他人生的主线

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，弋阳一带的老百姓提起他，用的都不是那些空泛的政治标签，而是非常具体、非常朴素的评价——敢打仗、能吃苦、清白、为穷人撑腰。

最初起家时，他手里不过是“两条半枪”，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动弋横暴动，硬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把星星之火点成燎原之势。

以他为核心力量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一步步建立起来。毛主席曾高度肯定那片根据地的斗争实践，用“方志敏式的根据地”和“苏维埃模范省”来概括其意义。

但如果只停留在“根据地模范干部”的定位，毛主席完全可以把他概括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或“人民英雄”。

偏偏在为墓题字时，明确用了“民族英雄”这个指向更窄、更聚焦的称呼，说明毛主席在思考方志敏一生的时候，看的不仅仅是土地革命那一段，而是把他放进了更大的历史坐标——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口。

1934年前后，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化。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扩张，中华民族面临的外部危机空前加剧。

就在这种背景下，重病在身的方志敏，被党组织推上了新的岗位——出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，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，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。

这支部队承担的任务，并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意义上的“添一支兵力”。

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来说，他们是重要的牵制力量；对全国民众的精神世界来说，他们更像是一支宣言队伍，要用实际行动和宣传，向全国喊出：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，要唤醒沉睡中的民族意识。

明知道是“小马拉大车”，明知道前路是九死一生，他仍然铿锵表态：党要我们做什么事，虽死不辞。这不是口号，而是最终真的走向了“虽死不辞”的结局。

当列强的炮火压境，有人主动站出来，把自己的一切押在抵御外侮、挽救民族命运这件事上。

这个维度，比一般意义上的“为人民牺牲”更聚焦于民族存亡，是对外而不是仅仅对内。

人民英雄与民族英雄：两个不同坐标

如果说“人民英雄”更像一个大伞，覆盖面极广，那“民族英雄”更像这把伞下的一条特别亮的主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已经给“人民英雄”下了一个宏阔的定义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为了反抗内外敌人、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一场场斗争中献出生命的仁人志士，都属于这个范围。

无论是反帝反封建，还是推翻旧制度、建立新国家，都在“人民英雄”的叙述逻辑之内。

“人民英雄”的视角，在于他们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、为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所做的牺牲。这里既有对外抗争的成分，也有对内革命的内涵。

而“民族英雄”这四个字，在话语重心上更偏向于“民族存亡”“国家主权”“民族尊严”这些关键词。

换句话说，当国家处在可能被瓜分、被奴役、被肢解的危险边缘时，在抵御外来侵略、保护民族完整方面做出关键性贡献的人，更容易被放在“民族英雄”的坐标系里。

方志敏的一生，其实兼具这两个维度。

一方面，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为广大劳动群众的翻身解放奔走操劳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主动承担北上抗日先遣任务、呼吁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代表人物。

毛主席专门把“民族英雄”这个词送给他，等于在无数英雄群像里，特别点亮他身上那一条：在外侮当前时，他把民族大义摆到了个人生命之前。

所以，所谓区别，不是彼此排斥，而是观察角度不同，着重点不同。很多人身上，两个称呼其实是叠加的。

对方志敏而言，“人民英雄”是他的底色，“民族英雄”则是突出的亮点。

图源：光明网

狱中十三万字：清贫、赤诚与跨阵营的民族大义

如果说前半生主要是在战场和根据地上书写，那么最后这段被囚禁的岁月，则是方志敏精神世界最集中、最凝练的展现。

人被关进监狱，很多时候会走向两个极端：要么怨愤，要么沉沦。但从他留下的十三万多字文稿中，我们几乎看不到抱怨与颓唐，翻出来的，全是炽烈、清醒、坚定。

在《可爱的中国》中，他以一种近乎炙热的语气描绘未来，期盼有一天，“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”。

这个“无愧色”，是一种极具民族自尊的表达——不是苟且存活，而是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，不再被欺压、被侮辱。

这种对“站起来”的渴望，放在当时积贫积弱、列强环伺的时代背景下，看得人心里发紧。

他在看不到新中国实景的年代，就已经用文字勾勒出一个充满尊严的未来中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信仰力量。

毛主席后来评价方志敏“死得伟大，我很怀念他”，再结合“民族英雄”这个定位，其实已经把评价拉到了精神高度。

不是只看他打了多少仗、建立了多少根据地，而是看他在人生最后关头，还在思考什么、坚持什么、牺牲什么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民族英雄”不只是对过往战功的盖章，更是对他在生死关头仍然牢牢抓住民族大义这根主线的深刻肯定。

结语

为什么在梅岭新建的墓前，毛主席要在题词旁，点明“民族英雄”这四个字？因为在方志敏身上，我们能清晰看到一种极为珍贵的组合。

他既是为穷苦大众翻身而战的人民英雄，又是在国家有被肢解风险时，主动扛起北上抗日重担的民族英雄。

他在根据地里能带队打仗、创立模范苏区，在狱中又能以笔为枪，写下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读来仍觉滚烫的文字。

他用清贫的一生，守住了共产党人的操守，也用无畏的献身，把个人的命运彻底融入民族复兴的长河。

今天，我们的国家早已摆脱积贫积弱，国际地位今非昔比，但“民族英雄”这个称呼，并没有过时。

相反，它在提醒我们：一个民族要真正“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”，绝不会只靠物质的丰裕，更离不开一代代人对国家、对民族的那份担当与守护。

在没有硝烟却同样充满考验的今天，我们要加努力，才能对得起先烈用生命写下的这份“无愧色”。